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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丨《近代中国人物论》:问苍茫大地谁主

时间:2019-07-09来源:逐浪文学网 -[收藏本文]

  《近代中国人物论》一书精选陈旭麓先生有关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论文23篇、书评书线篇,是其“知人论世”之功的集中体现。在“老境侵夺”的迟暮之年,陈旭麓先生却于沉峻的反思中一步步迈向自己学术的巅峰,从近代史的总体构架深化到具体人物研究方面,将研究对象放到近代急剧变动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和再认识,从而揭示出人物性格与思想的复杂性,真实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本文即选自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人物论》,若您读后有所收获,欢迎关注雅理读书(yalipub)。

  中国历史上很重视对人物的研究。《左传》、《史记》就写有人物。《左传》中的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王等人物写得很生动,甚至连妇女也写得很有声色。《史记》是纪传体,纪传就是写人物传。《史记》不但写了三皇五帝,连做卜占、打算盘、做生意的人都写了,连陈胜、吴广也都写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有特殊眼光的人,这种特殊眼光,就是人们常说的“史识”。

  一个历史工作者,应当有史识、史才、史学、史德。司马迁是很注重史识的。写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材料固然很重要,但如何运用这些材料,这就是史识,就是史学的眼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写得非常生动,我以前每年都要读一遍。它是写人物的典范。过去我们很少写反动人物,波拿巴是反动人物,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就把他写得很好。毛主席虽无专门的历史人物专著,但他的《纪念孙中山》就写得很全面,短短3000字,概括了孙中山的一生。这只有在对历史人物有比较全面了解才能做得到。

  近年来,历史研究极为活跃。但研究得最多、最旺的还是历史人物。这一点从报刊上看得很清楚。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人物传记从几百万字、几十万字到几万字、几百个字不等。目前正在编一本《中国人名大辞典》,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今天还活着的著名政治家,还有著名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它比司马迁的《史记》的范围还要广。又如,《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到第九册,《民国人物传》出到了第三卷,今年还要出《清史人物传稿》,我主编的近代史丛书也写了十几个人物。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写,我们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写。

  “文革”前,对于历史人物研究不多。原因是当时奉行“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道理,人民群众是没名字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对的。但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英雄人物出现,这个时代一定很寂寞。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人民群众斗争产生杰出的优秀人物,英雄人物推动历史发展。这就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历史的借鉴,也离不开对历史人物思想活动的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说过什么?这些对历史研究别具价值,尤其是近代人物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更具有重大意义。近代史离我们很近,是刚刚逝去不久的历史。近代癫痫病早期的治疗方法是什么人物是我们的祖辈、父辈,他们的活动与我们今天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近代历史中,对近代人物研究更具有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开这门课的原因。

  这门课,可以今天开,明天开,请本校老师讲,也可以请校外对某些近代人物有专门研究的老师讲,可以打开大家的思路。

  近代中国是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最大特征。近代人物就有不少人讲过,这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历史上不是没有变,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中国也不是没有变,变是变,但变得很缓慢。近代中国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变的面相当广泛。历史上的唐代有什么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是反映一个王朝的变化,主要说明在两百多年中,唐朝是怎样由盛而衰的。唐代盛衰在唐代诗歌中也得到相应的反映。它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变化。但并没有说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波澜壮阔深刻的变化。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才有广泛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是变的时代,是变得前进的时代,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

  近代的这个“变”既出现在一代一代人的身上,也反映在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反映在他的初期、早期、晚期,一个人有他的早年、晚年,但作为一个近代人物来说,还不光是指他的年岁,还包括他的思想、生活、政治活动,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很快,近代人物可以分为好几个历史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年中就有好多个层次,说明了时代的激荡,人一代一代变化很快,成熟得也很快,一般20多岁就成熟了。

  第一个历史层次最早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19世纪)40到50年代,在这个层次,出现了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人物,洪秀全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次,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这些人物他们更多地具有旧时代的特点,但又如范文澜同志说的,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范老说,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范老的史识。现在大家都用这个话,因为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这类人物除了林则徐,还有一大批人,包括包世臣、姚莹、梁廷枬在内。讲到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首先要提到魏源的《海国图志》,这部书,如果用今天科学的观念来看,可说是错误百出,但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对外情几乎一无所知,对世界地理知识没有,道光帝甚至连香港也不知在哪里,此书是靠听外国人讲,看了一些外国报纸而编成的,很了不起,至少有一点,他讲了世界地理。

  还有一本就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部书文字材料比《海国图志》要准确,但名气不如《海国图志》大。这两部书都是引导中国人看世界的,是引导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指导书。郭嵩焘等以及以后的清朝驻外使节携带的书中都有这两本书。徐继畲是福建巡抚,从清朝入关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中,至少有1000多个巡抚,这么众多的巡抚,名字不见得都能记住,但徐继畲这个名字都不会忘记的,因为他写了一部引导人们走向世界的,很有影响,很有用处的书《瀛环志略》。河南癫痫病疗法这个巡抚非记住不可。

  讲到洪秀全,毛主席说过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学习西方学得并不怎么样,只学到了一个基督教,并未学到什么。洪仁玕是学到了一些,写了《资政新篇》,洪秀全同意洪仁玕的观点,也算是他学习西方的吧。

  第二个层次是(19世纪)60至80年代。这三十年出现了两种人: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两种人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是旧时代的人物,到80、90年代也无多大变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一大批人。目前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区别,有没有区别,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我说有区别,也有大的联系,说无区别,无联系,这个说法不对。说没有联系,问题就讲不清楚。说没区别,也不行。其实,就连洋务派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曾、左、李三个人有同一性,但也有不同一性。我们看问题,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无同一性。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很大的同一性,但又有不同一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甲午战争以后,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这个时代不是谈洋务的问题。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这些人物研究得比较多,但康、梁我看就没有研究清楚。康、梁这两个师徒后来变化就很大。过去把梁放在康边上,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军阀的)政客,我看不恰当。康有为在戊戌以后,无多大变化,他最大的功劳是在维新变法时期,甲午战后到1898年这四年称得上是康的时代,他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刮起了一阵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我们不能小看他。戊戌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变化。康的思想在30岁前后就形成了。早年的康很有斗志,勇气。对时代有一股冲击力。早年写了《万国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讲人为什么要去磕头,跪在地上,不符医道,极不卫生。康这句话且不论它对与否,依据又是什么,但意思很清楚,是反封建的。他这时是进步的,前进的。“

  “五四”以后,康的议论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讲人生膝盖何用,不就是用来跪着磕头的嘛。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是什么呢?康甲午前,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他主张磕头是在出国门以后,周游十一国之后的事。为什么出游之后,反而倒主张起来呢?康是摆了一个儒家的虚假的十字架,在他那儿只有忏悔,讲他戊戌时作得太急了。梁启超是流质多变,他不是风派,他追踪时代,与他老师不一样,但未追得上,所以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是一个落伍者。写梁启超传就要把他流质多变写出来,否则写出来也不像。过去对梁的评价不公道。去年到广东,康、梁两处家乡都开纪念会,但到梁的家乡的人比到康的家乡多,梁对时代的影响不可磨灭。我们今天搞社会科学的老一辈人,没有受过梁的影响的人几乎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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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派也有个时代关系,毛主席说过,顽固派是顽而不固。在洋务派出现时,顽固派代表是倭仁、徐桐,对洋务的东西统统反对。戊戌变法时期,顽固派代表是王先谦,他办过洋务,与倭仁不同,他是顽而不固。到20世纪初年,革命高潮时期,保皇派也慢慢分化出来,也谈革命,梁在1902—1903年大讲革命。所以,从洋务运动时期到民国时期,均有顽固派,但每一个时期顽固派守持的东西不同,顽固派的表现不一样。一般来说,凡是对那个时代冲击得最厉害的东西,顽固派保得最厉害。

  倭仁是清晚期理学大家,在当时中西文化交锋中,他以“本末”、“变夏为夷”等观念为基础,反对西化,曾与力主变法的恭亲王奕䜣爆发过激烈的“同文馆之争”,后落败,“总理衙门行走”是清廷故意使其难堪的一项任命。

  第四个层次是戊戌以后到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如陈天华、邹容。包括章太炎,他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也带有狂飙式的色彩,但章太炎并不是一个狂飙式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前年去云南讨论军阀问题,对蔡锷评价不同。有说他拥袁,是立宪派,有说他后来拥护孙中山,是革命派。蔡锷不是一个狂飙式人物,是一个稳健务实的人物。辛亥革命时期,蔡是务实人物,他与狂飙人物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狂飙人物是鲁莽派。历史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样的人物。

  第五个层次是“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第六个层次是“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两个层次这里就不细讲了。

  研究人物,首先看这个人物在哪个层次、时期出现的。它所表现的是什么。狂飙式人物要歌颂,但革命中踏踏实实的务实派也要歌颂。如果用狂飙式的人物来要求蔡锷就必然要否认他。像他那样务实,打硬仗的人不多,因此研究人物,首先要抓住人物特点。又如近代妇女,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式人物,与《水浒》中的顾大嫂差不多,产生不了秋瑾。戊戌时期1300多个举人也产生不了秋瑾式人物,因为女子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历史戏剧上讲的“女状元”全是虚假的。只有到了20世纪初年才能产生秋瑾。同样的只有辛亥以后才会产生何香凝、宋庆龄。中国妇女解放首先是男子提出的,妇女自己起来提出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又如讲龚自珍,他究竟是什么时期人物,一直有争论。他死在1841年,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此有人说他是古代史人物,写思想史,写通史都把他写在古代部分,龚生活在古代史的终结,近代史的开端这一时代。在十多年前,我看了有关但丁的书,就此受到了启发。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同时也是近世最初的一个诗人。我由但丁想到了龚自珍,认为龚也属这种类型的人。他是古代最后一个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最初的诗人、思想家。他近代活动不多,但他的思想萌芽已伸进了近代。

  古代史往往几十年、上百年并无多大变化,近代每几年、主治癫痫病的专科医院每十年就来一个大变化,“风云人世多,日月掷人急”。梁讲的这两句话很形象。鸦片战争到甲午,多大变化!从1895年到1919年多大变化!出现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这三代人,中间不到三十年,变化太大了。过去我们看人的阶级出身,强调重在政治表现,这一条也适用于近代人物。近代人物有几个劳动人民出身?这些人的思想,活动变化很大。从戊戌到辛亥,从辛亥到“五四”代表了三个里程碑,三代人,这是一个新陈代谢迅速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过:他先是康党,后来到革党(孙中山)最后成为共党()这三个里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陈独秀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身上留下了这个时代变化的痕迹,不握住时代脉搏的跳动,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

  近代人物的社会性,也就是阶级性。过去我们对人物研究搞标签式,不对。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阶级性。近代中国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阶级?在“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五四”以后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资产阶级这两部分有它们的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均带有一些新的进步因素。买办与帝国主义有更多的联系,依赖性大,破坏性也大,但是这个阶级的人物也有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多数是从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再就是从买办转化而来的。一些买办在外国洋行干了一阵以后,积累了一笔钱和经验,再自己搞企业。近代人物“转化论”,是研究他们的社会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了这一点来分析人物,但又不是贴标签。

  写人物传,要画龙点睛。要懂得此人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没有这个,一定写得干巴巴的;要有理论思维,否则写不深。形象思维,就是说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谭人凤是辛亥时期的人物,他讲黄兴是雄而不英,宋教仁是英而不雄。黄兴在发动黄花岗起义时,给儿子写诀别书,很雄。但他与袁世凯打交道,讲话就不英明;宋教仁恰恰与他相反。谭的这两句话,就抓住了这两个人的特征。

  又如武昌起义,当时两种人都注意争取袁世凯,清政府希望他出来做曾国藩,扑灭革命;革命派希望他出来做华盛顿,推翻清政府。黄兴打电报给袁世凯,劝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这时蔡元培写信给他,说袁世凯既不能做曾国藩,也不能做华盛顿,只能做皇帝。果然没有几年,他做了洪宪皇帝。蔡的这几句话抓住了袁的特点,政治野心。写人物,不在于写千言万语,而要在精,说到点上。研究人物还要有点生活气息,才能活灵活现展示人物的风貌。圣人传难写也就是这个缘故。据说章太炎结婚时把皮鞋左右穿反了,这是说他对此漫不经心,这就很形象。中国近代有很多人开始站在反封建社会的斗争前列,但后来又都被封建社会吃掉了。洪秀全、康有为是被吃掉的,章太炎一半被吃掉了,只有孙中山没有被吃掉,“五四”以后继续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